解放后，我国从1953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百废待兴，急需人才，特别是高级科技人才。正是在这个时候，柯俊老师放弃了在英国的优厚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于1954年初回到祖国，到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工作。那时我们正处于毕业前夕，学校通知我们，柯俊老师将在最后一个学期为我们班讲授《金属物理》，他要约学生代表谈话。我们在一斋（现？斋所在地）二楼的一间朝北的房间里找到了柯老师。当时老师正值三十多岁的壮年，但是，他的头发已经明显脱落，显现出一种特别的睿智和聪颖。一开始老师就说，你们希望这门课讲些什么？大家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我们一起研究一下。老师的一席话消除了我们的紧张情绪。对于这种没讲课先征求学生意思的做法，我们感到很新奇，于是，大家都把想到的问题七嘴八舌地将了出来。在毕业前的一个学期中，柯老师为我们讲《金属物理》课，讲了金属结构、金属中扩散、相变、金属物理性能等。老师的讲课深入浅出、思路清晰、推理严谨、板书工整。期末考试时，他出了一道题：什么事金属？开卷考试，一周交卷。同学们喜出望外，各显本领，大多数人找了许多书归纳抄写，但最后都没得到高分。只有独立思考，提出正确见解的人，才能获得较高分数。这种考试方法受到了同学的欢迎，在教师中都很少采用。在讲课中，柯老师不但讲授科学知识，还结合自己的体会，讲了许多治学方法和做人道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们终身受益。1954年6约我们毕业了，柯老师用他的相机与我们合影，留下了珍贵的一页。

我1954年毕业后，留在学校工作，有幸继续聆听柯俊老师的教诲。1954年下半年，我做合金钢实验的准备工作，每天到理化楼三楼金相实验室处理试样、磨制样品、进行组织观察。那时几乎天天看到柯老师去实验室工作，而别的教授平时很少去实验室工作。后来才知道柯老师是把英国大学教授的工作习惯带回了国内。在英国，即使当了教授，也必须到实验室参加实验和研究工作。这样，我们在准备实验过程中，可以随时请教柯老师。每次请教老师，他都很耐心、细致地回答我们的问题。他告诉我们，做金相实验工作，第一关必须把样品磨好，这是金相技术的基本功。他说，从打砂轮到磨砂纸、刀抛光，手持样品要凭、用力要匀，不能马虎、急躁，转换砂纸时，手要洗干净，不要把砂粒带到下一道。磨制和抛光时要根据样品的软硬区别用力的大小，抛光后的样品要无划痕，光亮如镜。柯先生的指导，使我们从思想上重视了样品制备的基本技术。在观察高速钢金相组织时，我们分不清不同类型碳化物的区别，柯老师总是耐心地教我们使用金相显微镜的正确方法，向我们解释不同成分碳化物，由于其成分、结构、性质的不同，在金相形态上的区别，以及鉴别它们的方法，使我们在实验的准备过程中增长了知识和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柯老师还多次与我谈过做一个教师必须有良好的基础和丰富的知识。他说教书如同卖句子，如果你筐子里句子多，就不怕学生问各种问题。柯老师到学校不久，金相教研室来了一位苏联专家，是讲热处理设备课的，当时学校规定教研组所有教师都要听苏联专家的课。柯老师与其他教师一样，都去听专家课，认真做笔记。（附照2为柯老师与其他几位教授与苏联专家索洛基辛的合影）。1956年，在全国开展了向科学进军，又一次我去柯老师家，问及科学研究如何进行时？柯老师说，做科学研究确定方向后，首先必须做调查研究，了解世界上有关问题的研究情况，做到“情况明”，否则盲目去干，很可能重复做了别人的工作，浪费了人力物力。如何调查，老师说，最重要的是查阅文献，对国内外重要期刊进行跟踪调查，做卡片、写摘录……。说话中，老师拿出了几个柜子，里面是老师多年的文献分类卡，可以随时查阅老文献，补充新文献。我按照老师的指导，在1956年，查阅了一些轴承钢方面的文献，做了文献卡片，记了摘录笔记。补了科研基本训练的一课。

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柯俊老师担任了学校副校长，利用他过去与国外的广泛联系，使我校与各国大学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和人员交往。早在1979年，柯老师与其他校领导赴德国访问，与德国著名大学阿亨大学签署了我校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校际合作协议。邀请阿亨大学教师来校讲学，同时派遣教师到阿亨进修。1981年柯俊老师应邀到加拿大麦克麻斯特大学访问，我校与麦大签署了合作协议。科大每年派一些教师去麦大进修，同时邀请麦大教授来我校讲学。我校派出的教师有专业课教师，也有基础课教师，前后有数十名。这些教师回国后，对促进我校学科建设，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84年柯俊老师向加拿大麦大卢维高教授建议，为了提高冶金系统和北京市大学领导的水平，在麦大举办一个大学校长培训班，共同申请了CIDA（加拿大国际发展部）项目。1985年5月底，由冶金部16所高校和北京市6所高校及市教工委、高教局领导47人组成的代表团赴加拿大麦克麻斯特大学参加培训班学习。培训班在麦大用六周时间，每天上午听报告，下午看资料。我们听了联邦和省大学委员会主席、麦大校长、副校长、各学院院长、系主任等29位教授、专家共33个专题的报告，进行了50多次座谈讨论，还进行了29个专题调查，访问了150多位教授、管理恩怨、学生；参观了图书馆、计算中心、医疗中心、学生宿舍、食堂及有关实验室；听了大学本科的化学、数学课；列席了麦大董事会和评议会议。除此之外，还用了三周时间参观了加拿大和美国的14所大学和社区学院以及有关工厂和研究所。通过这些活动使大家对加拿大的大学设置、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以及教学、科研、行政后勤等方面的管理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了解。对比之下，看到了我国大学在管理体制、专业设置、教学科研工作及学生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差距，从而更加明确了我校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参加校长研讨班的人，其中不少人都成了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从这里可以看到研讨班的作用和影响。

1988年7月，应英国文化协会邀请，我和柯俊老师到英国访问。柯老师对这次访问作了精心的安排。由于我以前没去过英国，为了让我更多地了解英国大学情况，在去主要访问地兰开斯特大学之前，柯老师安排以伦敦为基访问了英国几所著名大学。为了节省经费，我们住在帝国理工学院学生招待所，每天5英镑。在伦敦访问了帝国理工学院和玛丽皇后学院。后来，以伦敦为基地连续4天访问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利物浦大学、伯明翰大学。每天我们早出晚归，十分辛苦。柯老师当时已71岁高龄，但他精力充沛，每天提着装了2个相机和文件的文具箱走路、上下地铁。我曾多次提出代老师拿手提箱，老师不同意，他说，你没有提箱子的习惯，很容易丢失，并说过去与夫人外出就发生过丢失的事。在这几个学校访问中，柯老师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在牛津见到了赫希教授、爵士和几位在牛津赫希教授门下学习的我校教师，他们都在电镜方面做着世界前沿性的研究工作。在剑桥大学见到了柯老师过去在伯明翰的同事，著名金属理论学者斯冒尔曼，当时是剑桥大学材料系主任，我们到剑桥时他正准备去指导实验课。对此我感到很奇怪，问柯老师：这样的大教授为什么还带实验？柯老师说，英国教授每周必须有十多个小时与学生见面的工作量，学校聘任的教授都必须完成这个工作量，否则学校不聘，在这一点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克服我国学校中一些老师，特别是专业课教师，当了教授就不讲课的问题。老师说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们的实验课吧。开始由斯冒尔曼先讲了热分析实验课的原理，内容要求，然后由带实验的工程师讲实验设备的使用和实验方法。工程师讲完后，斯冒尔曼向我们走来，说我们吃饭去吧！他带我们去了为重要客人和本校教授吃饭的国王学院的餐厅，有一些十多米长条餐桌，吃饭的人按顺序两边就坐，服务人员按序供应份饭。柯老师说，何种用餐虽不豪华，但并非任何人可以享用，这对访问者是一种荣誉。访问材料系后，柯老师又带我访问了李约瑟研究所。该研究所建于剑桥边上的一个小院里，从澳大利亚来的何教授负责研究所工作，从世界各地招了几个研究生做研究工作。柯老师与何教授讨论了纪念李约瑟九十诞辰和未来招收研究生问题。李约瑟是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著名专家，由于年事已高，失去语言能力，行动不便，平时不出来。为了和我们见面，李约瑟坐着轮椅来了，我们见了面，柯老师与他谈了话，大家一起照了相。柯老师说，由于研究经费不足，李约瑟研究所只是挂靠在剑桥，研究人员也比较少。

第三天我和柯老师到利物浦大学访问，见到了著名电镜专家汉夫瑞，参观了材料实验室。在此之前柯老师已与利物浦大学谈好了两校合作协议。第四天，柯老师带领我和他在英国萨瑞大学进行研究工作的妹妹柯若仪去伯明翰大学访问。伯明翰大学是柯老师的母校，他一来到，各方面的教授都来看他。原来我们一起参观物理实验室，后来他只好与英国朋友离开，只留我和柯若仪参观，由于柯若仪是物理化学专业的，最后她也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由于我们还要赶回伦敦，所以下午四时多我们就离开伯明翰，乘火车回了伦敦。因为第二天我们要去北部的兰开斯特，当天晚上要整理行装，这时，我看到柯老师行李中有几包方便面。我问柯老师何时买了方便面？他说：“您来之前买的，有时回来太晚了，用它解决吃饭问题。”看到这个，我心想，柯俊老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大学副教授、知名学者，但出国在外，竟然啃方便面，心中一阵酸楚！深深为柯老师这种勤俭、朴素的作风所折服。

以伦敦为基地的访问结束后，我与柯老师乘火车去兰开斯特大学访问，当天傍晚到了兰开斯特，住进了学校招待所。晚上钢院留学生来看我们，并说第二天一早他们去湖区旅游，要我们与他们一起去，我们同意了。翌日一大早，乘着由学生开的车向北边驶去。兰开斯特已经是苏格兰地域，再往北是一片丘陵地，地域广阔。当时是12月份，天气很冷。窗外是一片片枯草，难得看到绿色。在行驶过程中，柯老师说，在50年代，刚结婚后不久和夫人一起来这里旅游，沿着那个山坡走到什么地方，一起休息、照相……年轻时新婚不久，游玩时兴高采烈的心情涌现在柯老师的脸上。而一晃，这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了。到达湖区后，只见一片汪洋，四周丛林草木茂盛，是夏天避暑的好地方。大家到处走走，探探国内情况，照照相，下午尽兴而归。我们到兰开斯特大学有一个任务是介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情况。我与柯老师说，出国前我写了一个提纲，请人翻译打印了，就把提纲交给柯老师，他说拿去看看。晚饭后，柯老师找我，说这个提纲不行，我说时间很晚了，来不及了吧！老师说，你再写一个中文稿给我，我来翻译。时间已经8时多了，我抓紧时间写了一个中文稿，稿子写完已经是晚10时许了。我将稿子交给了柯老师，他拿回了房间。第二天早饭后，我看到柯老师将已翻译好的稿子交给了一位兰开斯特大学的女秘书，告诉她打印的要求。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很自责，由于我准备的稿子不合格，害得柯老师大半夜未休息，重新翻译稿子，对柯老师的认真负责、不辞劳苦的精神，令我肃然起敬。第二天，我与柯老师对该大学的学院逐个进行访问。各学院都十分重视，每到一处各学院院长亲自介绍情况，参观实验室，介绍科研成果，柯老师都能提出问题与英国教授讨论。使我们对兰开斯特大学各学院情况办学特点有了全面的了解。当晚举行了报告会，该大学校长、教授等30余人参加，与会者每人都拿到了一份报告的英文稿。由我用中文介绍中国高校的改革情况，柯老师做英文翻译。由于我报告中谈到了一些中国全国高校、中学的情况，柯老师说，他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些介绍，有些数字向我落实，使在场的英国人也大笑起来，整个会场搞得十分活跃。我报告完后，英国人提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关于私立学校、高校自主权、学校经费等。我回答后，柯老师又作了许多解释和补充。会后又进行了个别交谈，十分热烈。第三天，我们参加了兰开斯特大学的毕业典礼。按英国的体制，每个大学都设有董事会，邀请社会名流任董事长，以利资金筹募，学校校长是副董事长，兰开斯特大学董事长由英国女王的亲属兼任。整个毕业典礼极其隆重，毕业学生、教师皆着正式学位装，两边坐着家长。在致词后，由主持人一个个宣读毕业名单，毕业生一个个上台，单腿跪在董事长面前，接受董事长颁发毕业证书。我和柯老师坐在二楼前边的来宾席上，整个仪式庄严肃穆，清晰简洁，不到两小时仪式结束。仪式结束后，家长走向前与孩子拥抱、照相，庆贺这一庄严的时刻，场面十分动人。我问柯老师，其他学校的毕业典礼是否也如此？老师说，基本如此，有的老大学比兰开斯特大学更庄严、隆重些。当晚，学校举行了庆祝宴会，有各方来宾、学校主要教授参加，参加宴会的英国人皆着黑色西装礼服，携带夫人。开始由校长致词，致词中还提到了对北京钢铁学院来宾的欢迎。在兰开斯特大学紧张而丰富的三天访问结束后，我们回到了伦敦。在伦敦休斯顿车站我与柯老师和柯若仪告别，柯老师与柯若仪要转去萨瑞大学，研究纪念李约瑟博士九十诞辰活动，柯老师要接受萨瑞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我带着行李去了伦敦大学学生招待所，第二天我一人先回了北京。

光阴荏苒，时光飞逝，老师自回国至今已五十多年了，老师从年轻力壮的中年步入了耄耋之年。几十年来，柯老师一直在用他那超人的精力和智慧，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和作风，不断探索、孜孜以求。1956年在柯老师主持下，创建了理工结合的金属物理和冶金物理化学专业，五十余年来，这两个专业为国家培养了数千名优秀科技人才，许多人成为学科带头人和技术骨干；1956年老师的“钢中奥氏体中温转变机制”研究成果，获我国首次颁发的自然科学三等奖；之后，他又率领青年教师进行了相变理论、表面与界面、合金化理论、新材料等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他在我国开创了冶金与材料史研究，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该学科的博士点，培养了一批青年教师和科技工作者；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出国考察、讲学，为建立中国科技馆和进行国际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老师在耄耋之年又挑起了探索教学改革的重任，他曾与张光斗、路甬祥联合撰文向中央力陈改革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意见。近些年，他又为国家高教重点课题“材料科学的教学改革”努力拼搏。他亲自设计方案、落实实践环节，与其他高校进行交流切磋，连续进行了四年的完整实践。该项成果获得了国家教改一等奖。柯俊老师还多次到其他高校给大学生、研究生和教师作报告，畅谈他工作中的心得体会，教育他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努力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多做贡献，积极对青年学生和教师进行思想工作。

在与柯俊老师相处的五十余年中，我觉得柯俊老师最感人之处在于他的人格力量。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严谨求实、平易近人、任劳任怨、淡泊名利的思想和作风，为我们树立了榜样。1998年，他去印度讲学期间，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病，回国治疗休息后不久，就又开始了工作，大家经常劝他休息养生，而他的回答却总是：人活着就是为人民工作，否则还有什么意义！多么朴实的语言，这就是我们的柯俊老师。